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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二、充滿智慧的梯田形成史

    哈尼先祖營造梯田中講求人群合作，有歌曰：
世上的哈尼再不能各在各的山頭/所有的先祖再不能各在各的老林/百座山上的哈尼/十片林中的先祖/快快集合到一起來/就象十股大水淌進一道山箐。

    最引人深思的是，哈尼先祖營造梯田過程中，受到了生豬、水牛的很大啟發(fā)，甚至直接利用畜力進行開田：
    聽了，水牛望見清水淌/急急忙忙跑去喝/花瓣樣的牛蹄子/把壩子踩岀花花的腳印;/大豬瞧見清水流/急急忙忙去打滾/凸凸凹凹的土地/被大豬滾平。
    寨頭的十座山包/被水牛大豬拱過了/草坡拱開口口/露出紅紅的土心;/寨腳寬寬的大壩/被水牛大豬滾平/打過滾的泥塘/象平平的手心。
    …………
    聽了，親親的兄弟姐妹/翻地要人教/開田要師傅;/教翻地的是大豬/教開田的是水牛，世上的哈尼永遠離不開豬喝牛/世代哈尼牢牢記著豬喝牛的情。

    對于人類早期農業(yè)活動中使用畜力的記錄線索，據云南稻作為例的專題研究[10]，在特定的自然環(huán)境下，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是一個隨著時代和環(huán)境的變化而不斷調適的動態(tài)過程。相異的環(huán)境條件，往往意味著稻作農耕技術演進的方式、途徑和速度之不同，但稻作技術演進過程中的從徒手而耕到役象、牛等動物踏耕，從耜耕到鋤耕再到犁耕等各個關鍵的技術環(huán)節(jié)，這是人類稻作技術演進過程中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。哈尼族古歌的翻譯問世，又為這一研究增加了生動的內容。
    我們有一個猜測，即修筑為了種植水稻的梯田，客觀上存在著較易實現的條件，即旱地種植的話，人們對平整土地的要求不是太高，尤其是坡地較多的情況下。而種植水稻對此要求很高，灌水后的水田，由于水面的水平性質的作用，可以提示人們注意田地不平處，給予挖平矯正。因此，哈尼人雖然依靠長緩的山坡開墾土地，在坡面上求取田地的平衡、平整，還并不是一件很難或無法做到的事情。這一猜想，是否可以說得到了哈尼族古歌的證實：
    水田挖出九大擺/田凸田凹認不得/哪個才會認得呢?/泉水才會認得清/挖田要挖水的路/沒有水路不會成/水不夠到山坡上去短/水不夠到石崖里去引。

    今人理解一邊挖田一邊挖水路，是為了保證日后水源的供給，現在看來，挖水路的作用是多方面的，即挖田過程中，把水放進來，可以幫助人們看清什么地方凹凸不平，需要進行修整。對于梯田的開墾方式，古歌資料仍顯模糊，而20世紀的開田資料則要具體清楚得多。1961年，紅河縣甲寅鄉(xiāng)合作社老博寨貫徹云南省委“邊疆不辦人民公社，只辦合作社”的指示，利用“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(yè)”的機會來開田，其中社員許光旺(21歲)在山坡上開出了大片荒地。次年，就種上了麥子、玉米、紅薯、花生、蕎麥，具有明顯的救荒用途。1963年，許光旺開始帶領弟弟開梯田，其基本做法是[11](pp.81～84)：
    選擇恰當的地形是開田的第一要務，兄弟幾人首先觀察何處有理想的水源，然后察看坡度是否適宜，之后便開始測量。他們選中了一塊坡度較大的梯地，最初的工作是在坡地兩端分別豎直兩根竹竿，用棕葉結成的長繩水平牽直，緊貼地面，拴在竹竿上，作為一道標尺，以保證挖岀的田不至傾斜。其后，他們正式動手開墾，將上面的土一鋤鋤挖下來，直到堆積成一塊面積相當的臺地，再開溝接通上面的水源，放水沖下來，濡濕臺地上的土，將它們拌成均勻柔和的泥巴，再用尖鋤平整地刮岀一塊地來，在其邊緣圍筑成一道田埂，兩三天后，泥巴干透，再進一步加固田埂。
    一塊梯田如此便草成規(guī)模，之后，兄弟幾人馬上轉移到臺地下方，接著開墾下一塊田。由于選擇的坡地過于凹陷，上面挖下的土無法將它填平，兄弟幾人便抬來石頭鑲嵌在底部，再從山頂放大水，將坡上的泥土大片大片沖下來，使之沉淀在凹處。許氏兄弟在山上筑窩棚，晝夜與土石相廝搏，自開田始就不回家。到年底，坡上齊齊嶄嶄現岀六臺如鱗櫛比的新田……

    上述開田基本程序是：(1)察看地形，必須考慮水源和坡度兩個因素；(2)豎竿牽繩，保證所開田地的水平性質；(3)利用工具用力開挖，挖岀一層臺地；(4)開溝引水，用水濡濕田土；(5)對田中低凹之處，設法搬運石頭墊在較深的地方，上面覆蓋上較厚的土層；(6)用尖鋤修整邊緣，形成一道圍筑新地的田??；(7)根據需要，從上而下一層層開挖，形成一道道梯田。
    由于田埂的下部有半年浸泡在水中，上部都長滿雜草，還要經受人們的踩踏，它是梯田中的結構性部分，最容易毀壞，是人們維護梯田的關鍵所在①，具體維護方法是：
    谷子一收，許氏兄弟放下開田的活，回頭精心整飭那六層新田，先是鏟埂草，把野草捂進田里，然后便開始筑埂子的工作——田埂被水浸泡了半年，完全有可能軟弱塌陷，所以，這一步極關鍵。首先，他們光腿將田埂靠內的部分用力踩緊，然后，一鋤下去，挖起田土放在踩緊的地方；二鋤下去，挖起田土覆蓋整個田??；三鋤下去，挖起田土順著第一鋤的方位放上去，之后順勢用鋤尖將田埂細細拍平，再用鋤把順溜刮岀一道光潔的平面來。
    筑完埂子，許氏兄弟繼續(xù)開墾新田，到1965年4月，新田已墾岀了十六層。……
近一二十年來，隨著對哈尼文化研究的蓬勃展開，現今學者對營造梯田的方式有了一些新的總結，說明旱地在前、梯田在后的連續(xù)使用過程，田埂的高低厚薄隨山勢而變，如[12](pp.31～49)：
    ……整個冬季氣候涼爽，土質干燥，宜于勞作，是他們墾治梯田的最佳時節(jié)。多數是先將荒坡辟為臺地，播種若干季旱地作物之后再行開墾梯田。田埂用開挖時的土塊層層壘筑，每壘筑一層，便用腳踩牢或用鋤捶實一層。一般從上至下層層開挖壘筑，越往下造田，山勢逐漸平緩，其田埂也越矮越薄，一般上埂僅高一米許，下埂只寬厚30厘米左右。高山梯田的埂子則高而厚實，有的土埂竟高達五六米，下埂寬厚達40厘米以上。但不論高山梯田或低山梯田，其田埂皆堅固耐勞而美觀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盡管梯田都是利用山體的緩坡地形來建造，本身還不都是一種類型和質量，還分作幾種情況。這可以1951年對元陽縣敦厚鎮(zhèn)水卜竜村的土地調查資料為例，而這種區(qū)分及其相應內容是符合實際的。
    表1 1951年元陽縣敦厚鎮(zhèn)水卜竜村的土地調查 

 

    資料來源：云南省編輯組編：《中央訪問團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調查》(下)，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，云南民族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25頁。

    目前，紅河哈尼梯田的水源問題已經得到比較好的解釋，即梯田分布的上方——海拔1800米以上的山頂部分，不僅可以接受每年180天左右云霧天氣所帶來的降水和水分，而且受到保護的森林植被發(fā)揮著比較明顯的涵養(yǎng)水分的作用，加上密集化人工溝渠的修建，處在下方的梯田可以充分利用自上而下的水流，滿足少數民族社會梯田水稻種植的需要，繼續(xù)著本地區(qū)“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”神話般的日?，F實生活。如何保護山頂水源，哈尼人早就有很好的保護意識，古歌里唱道：
挖水路啊，水源頭上不給它積沙土/水源腦上不給它岀壕溝/水源身上要拿石頭鋪平/水源臉上不給枯葉遮眼睛。

    無論從哈尼族的日常禮儀，還是行為表現上，可以看到他們在歷史上養(yǎng)成的敬畏自然的心理心態(tài)，在保護水源方面得到了最真切的體現。

    三、梯田形成：與牛耕等史實的關系

    目前，在缺乏可靠文獻記載的情況下，探討紅河哈尼梯田形成的時間，是一個有難度的問題。對于這個繞不開的問題的探討，需要從云南牛耕的起源談起。
    清人檀萃輯《滇海虞衡志•志獸第七》云：“《范志》闕牛，然牛亦國計民生大用，不可不載也。自前明開屯設衛(wèi)以來，江湖之民，云集而耕作于滇，既夷人亦漸習于牛耕，故牛為重。牛分兩種：水牛、黃牛。黃牛特多，高大幾比水牛。以耕田，以服車?！贝颂幩觥斗吨尽罚副彼畏冻纱笏豆鸷Ｓ莺庵尽?。在云南地區(qū)探討牛耕的歷史，需要結合考古學資料，無論怎樣說，明朝都失之太晚。
    據研究，云南地區(qū)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(fā)現了不少牛的遺骸，屬于青銅時代的眾多青銅器物上有關牛的形象圖案，還有云南牛耕始于東漢初期的歷史事實，都充分說明東漢以前云南各個歷史時期的牛群，極有可能是人們驅使踏耕的重要畜力。踏耕，是指云南各族先民在馴化、牧放象、牛這些動物的過程中，有意無意地利用它們把種子踏入泥土中，達到耕種目的的一種行為方式。我國歷史上有象田、鳥田、麋田，在云南這塊土地上可能還有野水牛田或豬田。即使是到現在，在傣族人民的備耕中，還有“踩田”這么一種傳統(tǒng)方式。每年早稻一收獲，傣族人民就把十多頭甚至幾十頭水牛趕進水田，由人吆喝著輾轉往復，在田里踩來踩去，直到把谷茬雜草踩于泥濘深處，把泥踩勻才為合適。一般要踩兩道，用木耙平整以后方可栽秧。晚稻收獲以后，又要立即“踩田”關水，為來年的早稻栽插作好準備。傣族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得出“踩田”優(yōu)于犁田的結論，因為經過“踩田”，雜草谷茬入土易腐，泥勻田肥，糧食產量高于犁耕。[13]結合前引唐代樊綽所撰《云南志•云南管內物產》“蠻治山田，殊為精好”等可靠材料，將哈尼梯田最早出現的時間，確定為唐代或稍前，還是有歷史依據的。
    表2 哈尼先祖的遷徙地及其經過 

 

    資料來源：朱小和演唱、史軍超等翻譯：《哈尼阿培聰坡坡》，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(guī)劃辦公室編，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譯叢，第6輯，云南民族出版社，1986年。

    方國瑜先生在《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》著作中指出：“云南地理特點是多山，峰巒起伏、縐摺盤錯，構成一幅壯麗山河。自古居民征服自然，開發(fā)生產，主要在河谷平川，直到明代開辟荒田，亦多在壩區(qū)，到清初，人口孳長充實勞動力，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推進山區(qū)。就在這時，傳入玉蜀黍、馬鈴薯農作物，是開發(fā)山區(qū)的利器，食力定居，起著積極作用，不論原住在山區(qū)的人戶，以及在因人口增長而遷入山區(qū)或內地各省窮苦人民相率遷徙而來，又或被安置在訊塘關哨的兵丁，都利用在山地能高產的農作物，開田藝種定居，改變山區(qū)面貌。”[14](p.1234)上述論述，是包含了大量歷史文獻依據的經驗性認識，多屬不易之論，其中可以討論之處為：哈尼族是否屬于“原住在山區(qū)的人戶”？在明清山區(qū)開發(fā)潮流到來之前，哈尼先祖經過了一連串的遷徙活動(參見表2)，其遷徙范圍究竟有多大，在沒有文字的哈尼族那里，得不到相關的證據，在近些年出版的哈尼古歌中，也無法確定里面的地名相當于今天的什么地方。如果哈尼族的遷徙及活動范圍大致是在今紅河地區(qū)、元江流域，而這里地處滇南群山峻嶺之中，不僅遠離中原王朝，還遠離云南行政中樞，是一塊明顯的徼外之地，因很少有外人光顧，也很少被讀書人記錄下來。因此，判斷哈尼族在明清以前就屬于“原住在山區(qū)的人戶”，對于探討哈尼族社會經濟文化發(fā)展的諸多事項及問題，是一個比較認識的基礎。
    此外，從云南紅河哈尼梯田社會的歷史考察中，可以觀察到，在中央王朝政令影響微弱的少數民族地區(qū)，其社會經濟面貌呈現的是一種自發(fā)狀態(tài)、自組織過程。維系社會秩序的是宗教倫理和習俗，這二者同當地自然環(huán)境之間保持著一種有機聯系，并相互配合和彌補，深入民族群眾內心世界，它們實際上在控制、調節(jié)著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