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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哈尼族歷史上沒有本民族文字。1957年，采用拉丁字母形式，以哈雅方言的哈尼次方言為基礎方言，以綠春縣大寨哈尼語的語音作為標準音，創(chuàng)立了一套哈尼族文字方案。次年，即在紅河州開展了“大躍進式”的哈尼文實施推進工作，先后在元陽、綠春、金平開辦三期掃盲師資培訓班，培訓師資共500人，在綠春、元陽舉辦了兩期哈尼文教師培訓班，培訓哈尼語教師40人。與此同時，中央民族學院民語系招收首期哈尼文本科班。隨后在紅河南岸4縣全面鋪開哈尼文推行工作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當時參加學習哈尼文的民族干部、農(nóng)民及學生共9.5萬人，經(jīng)過短期學習，4.6萬人達到脫盲標準。1963年，中央民族學院招收第二屆哈尼文本科班。1984年，哈尼文推行主要采取雙語教育的方式在小學階段開展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央民族學院與云南民族學院先后又招收了多期哈尼文大專班。從1984至1994年的10年間，累計出版哈尼漢雙語用書11類，30余種，共計127000冊。目前，紅河州的《哈尼文報》，金平縣、元陽、紅河、綠春四縣廣播站，以及紅河州人民廣播電臺、西雙版納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均有用哈尼文編播的新聞、文藝節(jié)目。哈尼文的推廣工作正切實有效地進行著。

        哈尼族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教育傳承系統(tǒng)，它包括家譜教育、歷史文化教育、社會行為規(guī)范教育、生產(chǎn)勞動教育等多方面的內容。教育具有全民性，與生產(chǎn)生活密不可分。年長者往往成為施教者。茶余飯后、生產(chǎn)勞動之中，火塘、節(jié)日慶典、宗教祭祀活動中，通過講述、演唱、示范、言傳身教、潛移默化等方式達到教育目的，具有寓理于情、寓教于樂的特征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莫批”是哈尼族社會中的知識分子，意為知識豐富的受尊重的長者，即世人通稱的貝瑪。哈尼族的歷史、傳統(tǒng)文化、風習、禮儀以及文學藝術等，主要靠莫批以師徒傳承的方式延續(xù)保留。莫批傳授帶徒，須是年高望重、歷史淵博的“批瑪”（大師傅）。學習口碑祭詞的地點，平時在批瑪家，時間多在晚上。學習祭祀多在批瑪主持祭祀的場所。屆時老批瑪率眾前往，由出師的莫批主持祭典，年輕的“批誠”（大徒弟）一面默念祭詞，一面做一些小型祭祀。而年紀小記性差的批然（小徒弟）只能多干一些下手活，或跟隨莫批默念祭詞。

         這時，老批瑪威嚴地坐在祭臺上指導祭典，即使念錯一句話，擺錯一碗供品，都要重新更正，直到完全記住為止。經(jīng)過數(shù)十年學習祭典，可舉行出師典禮——“批郎候”。屆時請歷屆出師莫批當監(jiān)聽，與批瑪一起共同評定成績的優(yōu)劣，不合格者即退師從事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。

        哈尼族學校教育的發(fā)端，最遲在明朝萬歷年間（公元1573-1620年）。據(jù)史籍記載，當時土官龍上登赴京受職，逗留京師“遍訪名宿”，學成歸來，癖愛漢文典籍，“不嫻弓馬”，興學校，建文廟，親撰碑文，論述孟子學說。由于他的親自倡導，漢族文化在六詔山和泥地區(qū)順利傳播。（《哈尼族簡史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44頁。）清朝民國時期，部分哈尼族聚居區(qū)陸續(xù)辦起了一批學校，但入學者多為漢族、白族等民族子女，哈尼族學生為數(shù)很少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，哈尼族地區(qū)的教育開始逐步走上正軌，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逐年提高。1953年，哈尼族在校小學生為11395人，占總人口的2.5%；在校哈尼族中等教育學校學生為83人，占總人口的0.02%，沒有大學生。至1990年，哈尼族在校小學生為161881人，占總人口的12.97%，在校中等教育學校學生為29451人，占總人口的2.36%，在校大學生有420人。目前，哈尼族地區(qū)已經(jīng)形成了完整的教育體系，在校中小學生和大學生不斷增加，并有了本民族的碩士生、博士生。